漫画柜

2025年12月13日下午，漫画柜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中华书局聚珍公司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室举办了“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构、机制和理路——《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研讨会”。

研讨会的开幕式由漫画柜 主任梁志教授和贾雪飞总编先后致辞。梁志教授指出，华东师大漫画柜 承办李治安老师著作研讨会是学科建设一项重要工作，对李老师给予华师大漫画柜 的关心和信任、中华书局聚珍公司兄弟院校学者的支持表达了感谢。梁志教授结合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心得从长时段、历史复杂性和学术对话三个方面对《三论》作出了高度评价，倡议中青年学者向李治安老师学习。贾雪飞总编介绍了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与李治安老师的结缘，以及未来与李老师的合作计划。

研讨会第二部分由《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的责编阎海文、作者李治安教授介绍了本书编辑出版过程。接下来，研讨会进入赠书环节，由贾雪飞总编代表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向华东师大图书馆代表周保明副研究馆员、漫画柜 代表瞿骏教授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代表李文杰教授赠书。

研讨会的讨论环节由李治安教授和黄纯艳教授做引言人。李治安教授从《三论》传统社会的政治支配、南北地域的整合与民族融汇的历史过程三条主线出发，介绍了该书的主要思路和观点。黄纯艳教授高度评价了《三论》的贡献，认为本书透过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用四个论断构建了中国历史阐释框架，揭示了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构、机制和原理，极富思想性和理论性。他提出，本次研讨会不仅是交流对该书的阅读心得，更是深入研讨该书讨论的中国历史研究重大问题，即“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构、机制和理路”。

牟发松教授指出，南北地域和族群有内在联系，长城内外是南和北，淮水一线也是南和北，就农耕而言，淮水以北是麦粟文化，淮河以南是稻作文化，都是农耕，但很多方面有不同，整体上与北边游牧民族有非常大的差距。牟老师阐述了他对“南朝化”的新认识，指出南朝化里面也有南北问题，没有唐隋唐初年的整个制度的北朝化，南朝化就无从谈起，南方的制度和北方的制度间的关系又非常复杂，双方相互渗透、吸取。南朝化是从东晋开始的，北方孝文帝改革虽不是南朝化，但其学习南朝也是以后南朝化的源头。隋唐之际南朝化也不同，真正的南朝化是唐代中叶，不是谁下过南朝化命令或人为的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李先生的《三论》给我们打开了视野，提出了很多问题，为学术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层面。

张剑光教授认为，《三论》不仅指出了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和编民耕战模式的区别，还从时间上分清了两种模式发挥作用的时段，并将四民发展模式和唐宋变革联系起来，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路径；另一方面，《三论》还关注到10至13世纪近300年间南北异制和元统一后北制的深刻影响，“两个南北朝”的观点不仅拓宽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思路，还开阔了研究眼界。

吴铮强教授认为，《三论》提出的政治支配论在整体上承认中国有稳定的政治形态，指明了在这种史观基础上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不是以现代取代传统，而是中华政治文明的自我更新；南北地域论的理论价值在于以地域论取代以“唐宋变革说”为代表的阶段论，地域论作为中华文明内部结构演化的问题，切断了中国古代史演变脉络中的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的预设；民族融合论提出了突破传统华夏之辨的“中华一统”的概念，是新时代中国扩大文化影响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历史学的理论基础。

余蔚教授提到他二十年前就想着，可不可以将研究时段延拓到明代，至今是望而却步，但《三论》不为断代所限获得了灿然的成果。他指出《三论》以“南朝化”作为论证宋以后历史延续性的基点，从六个维度探讨了10-14世纪这一大时代中“变”的诸要素，节奏鲜明地踏出三步：（1）多种制度融汇，（2）从这些制度中理出南北两条线，（3）从南北两条线考察历代政权的主要选择、主要路线，以及主支与副支的交错和博弈。把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面，定格在坐标轴上。接着，余蔚教授提出了“七国之乱是否是模式转型的节点”等阅读《三论》的若干想法，并向李治安教授的宏观视角和历史温情表达了敬意。

温海清教授首先回顾了蔡美彪、陈得芝、杨志玖等先生所代表的元史领域的“通贯”传统，并指出《三论》不局限于对具体史实做精细的考证，而是致力于揭示那些长期支配中国历史进程的结构、运作机制及其内在理路的问题。书中所论及的政治支配、南北地域与民族融汇三大议题，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解释系统，李教授的研究既展现了蔡先生所强调的“通”这方面的特点，又在陈先生所谈及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温海清教授还提出了若干问题，如以“华夷混一”或“华夷一统”来表达元代或许并不合时宜；明清尤其是清追求的则是趋向于一体性，从国家整合的角度讲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也需要反思性地理解。

陈晓伟教授提到李治安教授指导研究生分元史和明史，他的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都体现出“通贯”的特点；进而指出《三论》打破时代、地域，乃至族群界限，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着力探究元明时代的社会发展脉络。陈晓伟教授以辽金史为例说明“通贯”框架的价值，比如从汉制的发展线索，北宋被视为天然的继承者，但仍不能忽视它在北方的发展，辽的官僚体制完整地将唐五代制度搬用过来，大型佛教建筑具有浓郁的唐风；金初虽沿袭辽制，但第三任皇帝金熙宗天眷改制，标榜的是兼容唐宋，其实以北宋为模版，金官修《大金集礼》各方面典章制度，到处援引宋典。

张佳研究员指出《三论》予以他的深刻感悟是“治史需要有通贯的学术视野”和“做宏观历史研究必须要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关于前者，他以明史为例，提出明史作为断代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段，若要取得进步，必须通过比较元与清，确定明朝的真正特点；关于后者，他举出李治安教授在《三论》外还有其他多篇研究族群的长文，都是非常有深度、非常细致、非常扎实的深入研究。最后，张佳研究员提出青年学者要注重文献，要注重研究扎实的个案研究。

瞿骏教授从元史研究重要开创者陈垣所说的“好文章”谈起，认为陈垣主张的不要去写人人不知的文章，也不要写人人皆知的文章，实际就是主张写文章应是从人所已知，谈人所不知，李老师《三论》就是这样，讨论是中国历史贯通性的基本问题，但有很多人所不知的新见。《三论》的创见深度契合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三论》揭示了中国历史贯通性的、整合性的逻辑，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石，也对通识课教学有借鉴作用，更清楚地讲明古代，特别是清代与近现代历史的内在关联和演变过程，也为我们理解《国史大纲》等其他著述中的观点提供了潜在对话。

李文杰教授从近现代史出发，指出《三论》重点归纳讨论了“第二个南北朝”，而这种说法在晚晴至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也常见于当时的一些公共论述，比如说1900年的东南各省互保不服从中央的上谕，1916年以后南方频繁出现像护国军政府、护法军政府；他认为南北问题可以向近代延伸。李文杰教授还指出在清末立宪过程中，时人主张边疆的地区也应该和内地一样进行行省化改革。清末至民国回归式的进行了郡县制的中国一统，但其思想来源以及动力是外源的，在外来的压力之下，形成了这样中国一统的形式。

李磊教授回顾2009年李老师“两个南北朝”论断刚发表时，就组织学习过并向中学教学传递。《三论》将唐以后的历史线索在地域层面上的表现梳理清楚。同时，还通过地域性的思考方法去连缀族群问题，将族群问题进一步引向了一种话语分析，这个话语分析与此前从地域讲到族群是有逻辑关联的；李老师这代学者经历过社会革命，因此思考的问题意识以及对历史社会的思考，其实都从现实中来，比如特别关注国家怎么去管理社会组织。最后，李磊教授还从学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讨论指出，李老师所揭示官僚的儒化不只是一个权力的使唤和支配问题，它可能隐藏到国家意志的形成，以及在以前讨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

黄阿明教授指出某种具有终极关怀的历史研究正在逐渐消失，而《三论》则体现了这种关怀，这与他的导师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是相合的；他进而指出至战国时期出现了以秦为代表的“以农为本”选择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道路，以齐为代表的“农商并重”的开放型的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体制道路，在汉武帝及其以后昭宣时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有机整合时期。他还指出吕思勉最早注意到并提出五代宋辽金对峙时期是第二个南北朝，但李治安老师却充分论证了“两个南北朝”这一概念及其内容和特征；以及《三论》揭示出近代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闭幕式环节由瞿骏教授主持，章义和教授作学术总结。章义和教授指出：《三论》被公认为是一部兼具宏观视野与理论深度的史学力作，全书以“政治支配、南北地域、民族融汇”为三大核心议题阐释了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核心脉络，立足“长时段”的研究视角，引入模式分析方法，构建了一套贯通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本土化的历史解释体系；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三论》的首要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与断代史壁垒，在方法论上会通古今，既保证了理论的高度，又坚守了史学研究的实证根基，在现实意义层面基于历史事实的学术论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章义和教授基于今天的学术争鸣，倡议未来应深化理论框架的拓展与细化研究，加强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推动学术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促进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最后，章义和教授向李治安教授、各位与会学者和工作人员，及中华书局等单位的支持致以诚挚的感谢。